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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“榔头兵”的日子(图)

时间:2021-09-29    作者:admin    来源:未知

  我一生中曾有一段难忘的日子,那就是1947年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,在中央前委做无线电报务员。因为我们整天趴在桌子上敲收发报机,所以被人形象地称为“榔头兵”。

  1940年春,www.45tk.com,我15岁时,考入晋察冀边区民主政府办的中学“五中”,这个中学校址就在南庄村(离西柏坡只有三里路),当时我们地区的军民联防工作做得好,日、www.68kj.com。伪军不敢轻易来犯,所以学习环境还是比较安定的。学校开设有社会发展史、简史等一系列课程,经过系统的学习,我开始对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,学习期间联系实际,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动员参军,并在百团大战时护理伤病员。我被编在八大队学习,入学当年的8月20日,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,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。随后我又辗转进入抗大二分校附中学习,到达延安后,我们抗大二分校附中改编为抗大七分校二大队,学习任务由原来学习文化转为以学习军事为主。1945年9月,陕甘宁联防军司令部派人到抗大七分校为“联司”通信训练队招生,学无线电报务技术,我被录取做了一名“榔头兵”。

  本来我是属于贺龙司令员领导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,当时设有两部电台,我在21分队。自胡宗南携美式装备的25万军进攻延安后,我军于1947年3月,组建了由彭德怀司令员领导的西北野战兵团(7月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),遂从联司电台抽调年轻力壮的报务员,组建了一个电台小组,那时我还是留在联司的。至8月沙家店等战役后,陕北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,我军开始转入反攻。这时,野司驻在米脂吕家沟一带休整,大约在同年11月间,联司又从山西迁回陕北绥德刘家川。1947年11月的一天,联司张参谋长找我们的领导林彬说:中央首长急需看报纸和加强对全国的宣传,要我们抽调6个报务员,指名要选两名能发新闻的高手去工作。台长接到通知,即带我们一群通讯兵们去了司令部。进到一个会议室里,一听说是毛主席需要,我们到会的都积极报了名,最终选定了6个人,5个女同志当中就有我,还有一名男报务员。宣布的第二天,我们就启程前往亚洲部(出延安后中央前委的代号)。亚洲部当时在米脂县的杨家沟,毛主席、周副主席、任弼时等领导人住在那里,下有4个大队:一大队负责警卫,二大队搞通信联络,三大队侦察敌情,四大队专搞新闻。我们去到后被编进了四大队,大队长是范长江,我和另一个同志分到了新闻通报台。

  我们四大队新闻通报台的任务,就是把党中央、解放军总部、毛主席,向各解放区,全国人民、全世界告知的宣言、评论、社论、新闻等发往邯郸,再通过陕北广播电台(撤出延安后,延安广播电台迁往邯郸,改名为陕北广播电台,呼号没改仍叫sncr)播出。

  1947年11月,毛主席在米脂杨家沟召开中央会议。在毛主席起草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》中,向全国人民发出“打倒蒋介石,解放全中国”的伟大战斗号召。12月25日,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会议,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题为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极其重要的报告。1948年3月7日,毛主席发表《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》重要评论。这些报告、评论等,都是通过我们新闻通报台发出去的,其中我记得最清楚、印象最深的是,发毛主席的报告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。这是我们新闻通报台三个“榔头兵”和12个摇机员,花了12个小时发出去的。译电员就和我们住在一个院,他们一边译,我们一边发。毛主席这篇报告是我遇到的最长的稿子,从晚上9点开始,我们每人发两小时一换手,摇机员两人一班轮流干,大家紧张有序、聚精会神地工作,一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才全部发完。

  我们这些“榔头兵”,从来没有一个同志叫过苦,当时我正身怀有孕,也从未因此休过一个班。我们深知,在中央前委身边担负电讯传递任务无尚光荣,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,履行党的通信战士职责责任重大。周恩来副主席在转战陕北期间,曾经对我们的工作,给予过很高的评价,他说:“中央委员加电台,等于党中央。”

  1948年3月8日,国际三八妇女节。这天接到通知,叫女同志们集合,说是首长要召集一个座谈会,我正好没班就去参加了。周副主席招呼大家一一坐定,他首先讲话,表扬了大家在保卫党中央、保卫毛主席的战斗中有功,特别是把孩子留在河东,而自己为了工作来到前委的当了妈妈的同志们。周副主席讲完话,到会同志们也踊跃发言并表示了决心。会议快结束时,周副主席向大家宣布说:“会后都不要走,毛主席还给大家准备了便宴,饭后还开舞会。”

  开会的地方,既是饭堂也是舞场,拉开了会议桌,周副主席招呼大家分坐两桌,一桌他作陪,一桌毛主席作陪。毛主席带着夫人和他的小女儿李讷也入座了,李讷靠我坐着,我和李讷就说起话来,我问她:“你怎么叫李讷?”她说:“这名字是爸爸起的,说我刚会发音,只会里啦、里啦!”还抬头看着她爸爸问,“是吗?”毛主席笑着说:“自然音嘛,自己只会说里啦,就起名叫李讷嘛。”大家都笑了。饭来了,是小米大红豆干饭。毛主席拿起筷子招呼大家开始吃,土豆没有去皮,据说是毛主席不让去皮,他们平日吃也是一样。那天饭后,桌子上一点皮儿也没见到。这顿饭虽无山珍海味,也没有酒肉鸡鸭鱼,可那股甜香热乎劲儿,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  1948年3月23日,毛主席、周副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东渡黄河,上级决定:凡一方家属在陕北工作的一律留下,我的丈夫林彬(朱士朴)在一野三科工作,我就属于留下不走的一百来人里。毛主席、周副主席接见了我们,动员说服大家愉快地留下,安心在陕北工作,并说,陕北人民对革命是有贡献的,陕北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,陕北又是北上抗日的起步地,多少热血青年和名人志士来到延安,在这块宝地上又培养训练出一批批的党、政、军骨干,送往各解放区和地下党组织,特别在这场解放战争中,陕北的父老乡亲是舍出命来支援和保护我们的。目前,解放战争胜利的形势已成定局,打倒蒋介石,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已经吹响。我们在陕北13年,陕北是个好地方,但为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需要,中央决定前往华北,你们很快就可以回到延安去。

  接见结束时,大家恋恋不舍,毛主席跟我们一一握手告别,那一天是3月22日。

  作者简介:王铭慈,1925年1月,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,1940年加入中国,1942年入抗大二分校附中,1943年赴延安编入抗大七分校,后一直在部队及地方做通讯工作。1962年,调入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任人事干事,1982年,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离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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